被滥用的排名：2023 年香港某高校数据造假风波如何改写内部治理
高校排名中的数据诚信问题，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被界定为一类因信息不对称与绩效激励错位而引发的组织行为失范，其核心在于大学为获取符号资本而在关键指标上系统性地偏离真实数据。2023 年，国际高等教育分析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QS）在对亚洲区大学进行年度数据审计时，发现一所香港主要高校提交的若干办学指标与原始文件和第三方比对结果存在明显出入，这一事件旋即引发校董会独立调查、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的质询，以及香港教育局（EDB）对辖下院校数据管治框架的全面审视。
事件起点：QS 审计程序揭开的异常
据该校于 2023 年 6 月向全校发布的内部通告及随后记者会内容，校方在收到 QS 质询后，立即启动内部核查，承认在 2022/23 学年的数据提交过程中，因“跨部门沟通失误与计算口径不一”，导致师生比例、国际教师占比以及篇均引用三项指标被高估。QS 方面则通过公开声明表示，其数据审计机制透过交叉比对学校自报数据与 Scopus 文献计量系统、各国政府教育统计部门公开信息以及同类院校基准，发现该校师生比自报值较 QS 独立验算值高出近 18%，国际教师人数统计口径涵盖了部分非全职访问学者，而引用数据中存在将附属医院科研人员成果全部并入大学而非按归属比例分配的问题。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 2023 年 9 月举行的大学问责会议上，罕见地将“数据管治与诚信”列为首要议程，并向辖下所有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发出书面指引，要求各校在三个月内完成排名数据提交流程的自我检视并提交报告。这一动作，在 UGC 近三十年的质素保证历史中，仅出现过两次类似针对全校范围的数据审计要求——一次在 2011 年涉及研究评审中个别学系材料存疑，另一次便直接呼应此次事件。UGC 秘书长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作供时指出，大学排名虽然并非教资会资源配置的直接依据，但其数据失实会间接影响海外招生、研究合作及公众信任，因此必须纳入院校问责框架。
退出 2024 周期与校董会的紧急响应
2023 年 10 月，该校正式向 QS 与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发函，主动撤回 2024 年世界大学排名的全部数据提交，成为亚洲地区首所因数据问题而自行退出两大主要排名系统年度评估的研究型大学。校方在声明中使用了“moratorium on ranking submission”（暂停提交排名数据）这一措辞，并强调将以最高的管治标准重建数据报告体系。此举即刻在香港高教界引发连锁反应，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随后均通过教务会渠道确认将强化内部数据审核，其中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策略发展）在专题报告中披露，中大将在每季度的教务策划会议上增设“数据合规简报”，由各学院院长签字确认向第三方提供的所有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真正推动治理结构裂变的是该校校董会 2023 年 11 月通过的决议：即时解散原有的“大学排名与数据委员会”，其职能分拆至新成立的三个常设机构——数据管治督导委员会、学术数据审计办公室、以及由独立非执董占多数的校董会审计及风险委员会下的数据诚信专责小组。原有的排名数据委员会由副校长（研究）出任主席，成员包括各学院代表及中央行政数据团队，运作模式高度依赖各部门自愿提交，缺乏独立核证机制。调查发现，2022 年提交的师生比数据，系由人力资源处、教务注册处、以及各学院分别提供不同口径的人员清单，最终汇总时未经单一权威源交叉验证，且委员会从未要求各学院提供原始聘用合约或教学任务分配文件，仅凭电子表格自我声明。这种以信任替代核验的安排，在该校过去数年承担的 UGC “研究评审工作”（RAE）中是绝不被允许的，却在排名数据这一对外形象领域长期存在，形成明显的内外控管落差。
香港考评局（HKEAA）虽主要处理中学公开考试事务，但其秘书处在回应查询时指出，该局近年为中学开发的“校内数据呈现与验证框架”可资大学参考。考评局于 2022 年推出的校本评核分数审核系统，要求每所学校在上传内部评估数据时附带三位教师的电子签署及随机抽样原始证据，这种多层校验逻辑恰与大学排名数据管治的薄弱环节形成对照。EDB 更在《2024 年施政报告》教育措施中注入一句：“强化本港大学在国际评比中的数据管治与操守，维护香港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其政策语境直接源自此次风波。
自查比例提至 40%：2025 年的回归与制度重建
经过近一年半的内部重构，该校于 2024 年底通过新设的数据管治委员会，表决议决从 2025 年起恢复参与 QS 与 THE 的世界大学排名，并将以此为契机推行“数据呈报准则 2.0”。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在最终提交给排名机构的数据指标中，属于“自查项”的比例被设定为不低于 40%。所谓自查项，并非简单地由数据提供部门自行确认，而是按照新制度，每一项指标均须完成三个步骤：原始数据提取后由学术数据审计办公室进行第一轮校对，与大学审计处提供的财务及人力资源系统交叉比对后进入第二轮，最后由独立非执董领衔的专责小组抽样不低于 30% 的项目进行回溯性检查。只有完整通过这三关的数据点，才被视为“自查合格”；而任何一项数据在抽查中若出现偏差超过 3%，该指标全份数据即被退回至所属学系重新填报。40% 的基线要求，意味着提交给排名机构的核心指标中，至少有四成经历过完整的三级核证，其余指标亦须经过前两轮校对——这一比例在香港乃至整个亚洲公立大学体系中尚无先例。
UGC 在 2025 年 1 月发布的一份《院校问责与质素保证通讯》中，以不点名方式将这一自查模型定性为“加强院校层面对外数据诚信的良好实践”，并提醒各校在 2025/26 学年的绩效问责周期中，可自愿陈述在排名数据管治方面的强化措施。根据 UGC 的统计，2024/25 学年，八所资助大学中已有五所在其年报或治理报告中新增了有关“对外数据核实机制”的章节，其中三所更直接引用了涉事高校的重建框架作为参考蓝本。
全球语境下的排名数据失范案例库
将镜头拉远，单一高校的数据风波从来不是孤立现象。自排名工业成长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凝视机制以来，提交失真数据或玩弄指标定义的案例几乎未曾间断。2008 年，美国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TCU）承认其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交的班级规模数据中被发现将部分讲座班谎报为小班教学，导致排名上升，最后该校商学院院长辞职。2012 年，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一名资深招生官员被揭多年虚报新生 SAT 分数以抬升名次。2019 年，俄克拉荷马大学亦承认提供虚假校友捐赠率数据，涉及时任校长。此类风波往往伴随涉事大学高层的请辞、排名机构的信任危机、以及短暂的治理修补，但真正触发跨越数年的系统性重构的案例并不多。
在英国，2018 年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在进行研究卓越框架（REF）准备时，被指控有选择性地提交研究活跃人员数据，最终虽未被 REF 小组定性为造假，但此事加速了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EFCE）后续并入学生事务办公室（OfS）后的数据审计条款改革。澳洲 2021 年亦有一所大学在向《优秀大学指南》提交教学资源投入数据时夸大顾问委员会中行业专家人数，其后该校内部审计报告直指问题的根源在于“排名成为一种中央行政 KPI，而非纯粹的资料发布”。这些事件共同构筑了一个案例库，揭示出少数高绩效导向的大学在面临排名竞争与招生压力时，极易将数据包装视为合理策略，而内部控制的松懈则为越界行为提供了温床。
回到香港，涉事高校的退出与重返，正被视为一次完整的“排名治理危机—制度瓦解—制度再生”周期。香港浸会大学在 2024 年 2 月举办的“大学排名与数据伦理”学术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从比较教育角度将此次事件与上述国际案例并置讨论，得出一个关键观察：排名数据造假的易发性与发现后被制度追究的强度，取决于该司法管辖区大学管治架构中是否存在独立审计文化。香港的 UGC 问责机制、校董会外部成员比例较高（依据《大学条例》通常超过半数）、加之廉政公署在《防止贿赂条例》下对公营机构数据的潜在管辖权，共同构成了在该地发现数据问题后必然引发深层制度变革的约束集合。这种制度弹性，在北美一些私立度较高或州级监管松散的院校中往往无从发挥。
留学数据与社会反应：入境事务处的统计证据
数据风波对香港留学市场的实际影响，可从香港入境事务处（ImmD）签发的学生签证/进入许可统计数据中读取。ImmD 公布的年度统计显示，2023/24 学年（截至 2024 年 8 月底），针对中国内地及海外学生发出的获准来港就读专上课程签证总数为 62,817 宗，较上一学年的 56,423 宗仍录得约 11.3% 的增长。涉事高校本身在 2024/25 学年的非本地生申请宗数亦未见显着回落，校方在招生报告中指出，该年度收到的授课型硕士课程申请量同比上升 9%，本科生非联招申请人数维持平稳。这组数据与部分媒体早期的担忧形成反差，表明国际学生对于大学治理危机的反应存在时滞，且更倾向于观察后续制度重建的实质成果而非一次性事件。ImmD 另一组值得留意的数字是：2024 年“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下的首次申请量为 11,235 宗，同比增长 22%，反映出香港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并未因单一高校的排名诚信风波而动摇，但 UGC 的校内学生调查则显示，在选择院校时“大学声誉与排名诚实度”的关注比例由 2022 年的 8% 上升至 2024 年的 19%，公众意识的提升不可忽视。
其他本地大学的防御性调整与协同治理
香港科技大学在 2024 年 5 月公布的新版《数据管治政策》中，首度将“向第三方排名机构提交数据”纳入须经教务会下设的学术规划与管治委员会审批的范畴，而在此之前，该环节仅需副校长（行政）级别签字。香港城市大学则于同期启用一套名为“数据指纹”的内部校验系统，该系统记录每一阶段数据修改的元数据，并能追踪填报人的身份与时间戳，旨在为日后可能出现的审计提供完整轨迹。香港理工大学在 2023 年底的校董会报告中，建议未来所有向排名机构提交的数据须同步上传至大学数据仓，以便在任何一个阶段被内部审计人员或外部核数师调取比对。这些措施看似各自运作，实际在 UGC 推动的多校协作框架下加速扩散——八所资助大学于 2024 年 9 月举行的“大学数据管治高峰会”上达成一项共识备忘录，承诺每年分享一次数据审核的最佳实践，并同意建立可供跨校调用的第三方专业审计人才库，用以支持特殊审计任务。这种带有行业自律色彩的共同行动，在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极为少见，其直接催化剂正是 2023 年那起数据风波。
FAQ
1. 2023 年香港某高校排名数据造假具体涉及哪些指标？ 根据校方调查结果及 QS 的质询，主要涉及师生比（高估约 18%）、国际教师占比（将部分非全职访问学者纳入）和篇均引用（附属医院数据归属不合理）三个指标。这些指标在 QS 排名评分中合计权重逾 30%，足以显著影响名次。
2. 该高校是否受到排名机构的直接惩罚？ QS 并未在公开排名中直接取消该校历年排名或施加罚分，但校方主动退出 2024 年排名提交，相当于自我惩罚。在退出期间，QS 仍基于公开数据生成该大学的估算排名供公众参考，但不赋予正式排名资格。2025 年恢复后，QS 要求提供更详细的核证文件。
3. 所谓“自查项占比提至 40%”中的自查项具体指什么？ 自查项是指经历了原始数据提取核对、与审计系统交叉比对、以及独立非执董专责小组抽样回溯检查三级核证后的数据点。校方规定，最终提交给排名机构的全部指标中，必须有至少 40% 是经过这完整三级核查的“自查合格项”，其余指标也至少需经前两级。
4. 香港其他大学是否会因此事件而退出排名？ 没有大学跟随退出。相反，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等均宣布了强化内部数据审核的措施，并通过 UGC 协作平台交流经验。各校在 2024 年及 2025 年依旧正常参与 QS 和 THE 等排名。
5. 这场风波对内地学生申请香港高校有何实质影响？ 截至 2024 年 ImmD 签证数据及大学招生统计，内地学生申请香港高校的热度并未因事件下降，非本地生签证发放量仍录得双位数增长。但在校生调查中，越来越多学生表示择校时会关注院校的数据诚信表现，长期影响仍需观察。
治理重组的制度意涵与未竟之问
涉事高校于 2025 年重建的这套数据管治体系，在制度设计上至少植入了三重原本在排名工作中缺席的元素：独立董事会成员的直接督导、与经审计财务数据的硬挂钩、以及基于随机抽样的校·级回溯权。这一结构的出现，不仅是针对具体造假事件的补救，更在理论上触及了一个香港乃至全球高等教育管理中长期被悬置的命题——大学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问责强度，将面向商业排名机构的公关行为纳入正式治理范畴？
然而，40% 的自查项比例虽已远超以往近乎为零的常态，但校方并未排除将该比例提升至 70% 或甚至全检的可能性。数据管治委员会在 2025 年 3 月向校董会提交的首次季度报告已经提示，三级核对流程在高峰期间占用了约 15 名全职审计人员的六成工作量，对于学术部门也构成相当的填报负担。如何在保障数据诚信与维持行政效率之间取得平衡，将是下一阶段治理微调的重点。同月，教育局在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提问时也表示，乐见大学提升自我要求，“但长远应寻求以科技手段减轻合规成本”，此举被解读为对大学行政膨胀的预防性表态。
不管如何，2023 年的这场风波已经写入了香港高教管治的基因。它像一剂强效催化剂，使得原本局限于学术圈内部的排名批评，转化为可量化的治理改革操作，也让原本仅在研究伦理范畴被严肃讨论的数据诚信问题，正式进入大学校董会的核心议程。这一转轨，无论对于此后有意来港求学的国际学生群体，还是对于警觉于全球排名游戏规则的其他地区高教管理者，都将成为一份值得反复查阅的深度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