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所大学，两个排名：QS 与 THE 对香港高校的评价为何相差超 30 位？
高等教育排名体系在当代留学决策中拥有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然而当同一所大学在两大主流全球排行榜之间出现显著位次差异时，申请者与院校本身均面临认知困惑。以香港大学为例，其于 2025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17，而在同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中仅居第 35 位，两者相差 18 个名次；若将尺度放宽至整体院校，香港理工大学在 QS 2025 中排名第 57，在 THE 2025 中则为第 84 位，差距达 27 位；若引入学科层面或更早期数据，两榜评价分歧时常突破 30 个位次。此种对照性实验恰为观察全球大学评价体系内部逻辑提供了窗口。本文从权重结构、指标口径、数据来源及趋势演变四个维度，分层拆解 QS 与 THE 在香港高校身上的评价烙印，并辅以香港入境事务处（ImmD）、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及教育局（EDB）等公开数据，展开学术综述式的探讨。
一、评价权重的结构性差异：两套坐标系下的香港高校
任何排名都可视作一套数学函数，其输出的位序取决于各输入变量的赋值方式。QS 与 THE 虽同属综合类全球排名，但对“优质大学”的界定假设截然不同，这构成了香港高校位次分歧的底层逻辑。
QS 2025 的评价体系由学术声誉（40%）、雇主声誉（10%）、师生比例（20%）、论文篇均引用（20%）、国际教师比例（5%）及国际学生比例（5%）六项构成。过半权重落在声誉类调查之上，其中学术声誉一项即通过全球逾十万名学者的主观问卷采集，其量尺本质是“感知中的卓越”。THE 2025 则包含教学（29.5%，其中声誉调查 15%、师生比 4.5%、博士-学士比 3%、博士授予比例 2.25%、师均收入 2.5%）、研究环境（29%，声誉 18%、师均研究收入 6%、论文产出 6%）、研究质量（30%，引用影响 15%、研究实力 6%、卓越研究 6%、研究影响力 3%）、国际展望（7.5%）和产业收入（2.5%）。THE 虽同样借助声誉问卷，但其占比已被稀释至 33%，且将研究质量与教学收入等客观指标细化，使整套体系更偏向“生产系统中的成果”。
对香港高校而言，QS 的高声誉集中度赋予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显著优势。香港大学在 QS 学术声誉指标中已连续多年获得 99.6 分以上的近乎满分成绩，直接拉升总排名。而 THE 的教学声誉仅占 15%，纵使港大在该项表现优异，也难以摆脱师生比、博士比例等结构性指标的掣肘——香港的地域限制与高密度城市环境导致校园人均资源数据不及部分郊区型研究大学。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公布的 2022/23 学年统计，港大师生比约为 17.6，低于英国老牌大学在 THE 测算中的理想值，进而削弱教学环境维度的得分。同理，研究收入虽然高校整体较高，但师均研究收入在与牛津、剑桥等拥有庞大捐赠与研究合约的院校比较时并不突出，进一步拉开 THE 总分。
二、国际师资比例与香港人才政策的双镜折射
两榜均将“国际化”作为评分维度：QS 国际教师占比 5%，THE 国际展望模块占 7.5%（包含国际教师、国际学生及国际合作发表）。表面看两者指向相似，但计量口径的微妙差异对香港高校造成的影响并不对等。
QS 的国际教师数据依赖院校自行填报，涵盖所有聘用合同在一年以上的全职学术人员，香港高校在此项得分普遍较高。根据 UGC 统计数据，2022/23 学年八所受教资会资助大学的教学及研究人员中，非本地（包括内地及海外）比例约为 38.2%，其中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的比例更超过 45%。这些与香港入境事务处（ImmD）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自 2018 年起，香港先后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及扩充“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顶尖人才识别机制，2022 年底又新增“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所吸引的海外学者与研发人员大多直接进入高校。然而，THE 的国际展望测算基于院校提交数据与 Scopus 论文合著分析，其中国际合作发表被纳入引用相关的间接计量中，若院校聘用大量海外博士但尚未形成密集的高跨区域合作网络，THE 的国际得分增幅相对有限。ImmD 在 2023 年的入境统计显示，通过“一般就业政策”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赴港的高等教育教职人员数量较疫情前上升 26%，但这些新增力量在短期内更多地表现为 QS 填报面板上“国际教师”比重的上升，其在 THE 中的关联得分则需更长时间的研究耦合才能显现。
此外，两榜对“国际”的量尺界定也与香港的独特体制产生摩擦。部分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英裔或内地出生学者，按入境处归类已为本地，但在大学自报数据时仍可能保留其来源国身份标识，这种统计上的双轨特征在 UGC 的教职员分类与院校跨境招聘记录中均有体现。其对 QS 得分的助推更直接，而对 THE 的复杂加权网络影响则被稀释。由此便不难理解，同一所大学可同时在 QS 国际教师指标拿到 99 分以上的高位，而在 THE 国际展望中得分落后于部分非英语国家的欧洲高校。
三、近三年两榜港校排名的相关性与分歧趋势
若将时间轴拉回至 2023–2025 年区间，可发现 QS 与 THE 对香港高校的评价非但未收敛，反而呈现系统性的分歧扩大。以五所主要受 UGC 资助的大学为观察样本，港大 QS 2023 列第 21，THE 2023 列第 31（差 10 位）；QS 2024 升为第 26 因指标调整，THE 2024 为第 35（差 9 位）；到 2025 年，QS 提至第 17，THE 维持在 35（差 18 位）。香港中文大学的位次差从 2023 年的 7 位扩大至 2025 年的 8 位，香港科技大学同期变动则由 14 位增至 19 位。最剧烈的是香港理工大学：QS 2023 年居第 65，THE 同年第 79（差 14 位）；2024 年两者为第 65 对第 87（差 22 位）；2025 年更拉开至 27 位。城市大学的分歧亦从 2023 年的 18 位微增至 2025 年的 20 位。整体相关系数从 2023 年的 0.89 微降至 2025 年的 0.76，说明两个排名体系对香港高校的整体结构定位不再像过去那样同步。
此种分歧趋势背后，既有排名方法论的年度调整，也反映香港高等教育在疫情后恢复轨迹的不均衡。2024 年，QS 大幅加重就业成果（5%）和可持续发展（5%）指标，而香港高校在雇主声誉与毕业生就业率上有长期积累，尤其港大、理大在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对接方面受益，QS 整体名次上升。THE 则在 2024 年的方法微调中将“研究质量”进一步拆分为引用影响、研究实力与卓越研究，更侧重于绝对研究产出规模与引用密度。尽管香港在 2020 年 UGC 研究评审中有超过 70% 的研究获评“世界领先”或“国际卓越”，但因其研究体量相对较小，在涉及规模敏感的分项上难以与北美及欧洲超大规模研究型大学抗衡。根据 Clarivate 的期刊引用报告，香港在 2022 年篇均被引次数仍居全球前列，但在高被引论文总量占比上，相对于英美及中国大陆的领先机构，确有绝对数量差距，而这直接分流到了 THE 最新框架的“研究实力”得分。教育局（EDB）于 2023 年发表的高等教育指标亦指出，香港研究经费占 GDP 比重维持在 1.07% 左右，低于新加坡及多个北欧国家，间接影响研究收入的师均水平，进而牵动 THE 排名。
四、个案解剖：港大与理大，何以“同病异症”
选取港大与理大作为两极案例，可透视两榜分歧折射出不同的学术体质。
港大的遭遇可概括为“声誉挂帅 vs. 系统失分”。在 QS 模型中，学术声誉与雇主声誉合计 50% 的权重使其百年英式底蕴和国际化历史转化为了牢固的护城河。然而进入 THE 分析框架，港大在教学声誉的满分优势被摊破：其师均收入、论文产出效率与引用影响力等硬指标虽仍属亚洲前列，但在全球前 50 的追逐中，所处区间每 1 分的波动足以导致数个名次的变动。港大 2024 年在 THE 的“教学”得分实际为 68.7，“研究环境” 67.2，与全球前 20 的院校（平均 75 以上）存在可见差距，这种“每项都不差，但无一项冲到前列”的扁平化面貌，正是 THE 给予其中游位次的原因。此外，港大在产业知识转移方面得分低于其研究强度应获得的期望值，这与香港本地产业结构偏重金融、专业服务，而制造业与工程研发体量较小有关。根据 UGC 的知识转移年度报告，港大 2021/22 年获专利授权 80 项，收入 4,300 万港元，规模上弱于理工类院校，这也使得 THE 中占比 2.5% 的产业收入指标难以向上拉动。
理工大学则属于“应用卓越遭遇引用壁垒”的典型。理大在 QS 中的攀升得益于雇主声誉、酒店及康乐管理、艺术设计、土木工程等具全球优势的学科，以及后疫情时代对工程与健康科学类毕业生的强劲需求。其 QS 雇主声誉得分在 2025 年升至 83.8，带动整体上升到第 57 位。但在 THE 体系中，研究质量（30%）是影响最大的单项，而其下设的引用影响指标受学科规范影响严重：工程与技术领域的归一化引用远低于生命科学，理大尽管在本领域内研究实力强大，但标准化引用评分仅落在全球 200 线附近。根据 UGC 2020 年研究评审结果，理大有 47% 的研究单元获四星（世界领先），34% 获三星（国际卓越），但其在多学科交叉整合及医学科学方面的规模远不及综合性大学，导致引用指标无法支撑整体进入 THE 前 80 之列。同理，香港教育大学在 QS 教育学科排名中名列前茅，但因不设大规模理学与医学研究，始终未能挤进 THE 综合榜单的前列区间。香港考试及评核局（HKEAA）数据显示，近年文凭试考生对工程及科技相关学科的选报比例上升，本地学生报读理工程学位的需求增大，这进一步稳固了理大在就业导向声誉上的优势，却未必能迅速转化为 THE 所看重的短期高引用研究产出。
五、从排名分歧到决策理性：为申请者重绘地图
排名差异的存在本质上不是评价体系的差错，而是反映了不同机构对“大学价值”的定义重构。对于大陆及海外留港学生的决策而言，需要跳出总分位次的绝对迷信，转向指标剖面与个人目标的匹配。
若以学术研究为志向，THE 的引用影响力、研究环境指标或许更具参考意义，其对企业新知识需求的考量偏弱，但对基础研究实力的捕捉较为精细。反之，若侧重就业及行业网络，QS 框架下的雇主声誉与就业成果更具解释力，香港的持份者——从入境处公布的人才清单到本地雇主调查——也普遍与此类声誉维度呈较高相关性。根据 ImmD 2023 年公布的“香港人才清单”涵盖的专业领域，如金融科技、数据科学、海事服务、创意产业等，与理大、城大和港大的优势学科高度吻合，而这些领域恰在 QS 学科排名上获得较强识别。同样，教育局的“应用学位课程先导计划”及“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所倾斜的专业，更贴近产业需求，其声誉转化路径也更偏向 QS 而非 THE。
由此，申请者在参考排名时不妨制作一张个人化的决策矩阵，横轴为职业目标（学术/产业/公共部门），纵轴为不同排名中的分项得分，而非仅看总分。例如，港大的 QS 雇主声誉近乎满分与 THE 产业收入低分的反差，对希望进入金融和咨询业的学生影响甚微，而对有志于科技创业或技术转移的学生则值得警觉；理大在土木工程的 QS 学科排名常年稳居全球前 20，然而 THE 中工程总榜的位次却徘徊于 60 名外，若学习者仅关注后者，可能错失在特定方向上的高质量教育选择。
FAQ
1. 为什么港大在 QS 排第 17，在 THE 却只排第 35？
港大的学术声誉和历史积累在 QS 的高权重下转化为显著优势，而 THE 将声誉打散且增大了研究质量、师均收入等结构性指标的权重，港大在这些维度上虽属优良，但在全球前 30 的较量中难以全面领先，因而排位出现 18 个名次的差异。
2. 同一所大学的国际师资比例为何在两个排名中得分不同？
QS 的国际教师指标主要依据院校自报数据，香港高校近年受入境处人才政策影响，非本地教职员比例上升，推高了该项得分。THE 的国际展望则融合了国际合作发表等间接测度，聘用大量新进海外学者若未迅速形成高强度的国际合著网络，THE 得分提升相对缓慢，因此出现横向落差